永远不能忘记

　　——听4位抗战老兵讲述他们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

　　■徐艺洋 中国国防报记者 刘宝瑞 荣俊运

　　“哎呀，说起抗战胜利的那天，比过年还要喜庆、还要开心啊！日本鬼子投降了，队长说每人3发子弹，朝天鸣枪以示庆祝。”回忆起抗战胜利那天的情形，95岁的东北抗联老兵杨振国兴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胸前的军功章在阳光下更加熠熠生辉。

　　那是一段永志不忘的峥嵘岁月，在14年不屈不挠的斗争中，抗日烽火从白山黑水燃遍神州大地，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，用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钢铁长城。

　　80年弹指一挥间，战争硝烟虽已散去，那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依旧震撼人心，成为一个民族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辽宁省沈阳警备区邀请多位在沈阳安享晚年的抗战老兵，与驻沈官兵、师生代表，共同追忆峥嵘岁月、共话伟大抗战精神。

　　本期，让我们一起走近其中4位抗战老兵，回望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，聆听那些铿锵有力的英雄誓言。

　　白清林——

　　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应该排在前面”

　　“我最骄傲的，就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随后又以党员身份参军入伍、保家卫国。”今年98岁的白清林已有81年党龄，每每忆起作为党员冲锋在前的经历，老人的脸上总是写满荣光。

　　白清林出生在山东沂水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含辛茹苦将兄弟5人拉扯长大。在白清林的童年记忆中，日军经常到村里抢粮、抢物，自家粮食本就不够吃，也没躲过日军的“扫荡”。

　　16岁，白清林加入村里的民兵队伍。每逢粮食成熟的季节，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。他和民兵队员们既背枪又拿镰刀，不分昼夜地抢收小麦，还要站岗放哨，防备敌人来抢粮食。“每天累得腰酸背痛，但一想到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，就又充满干劲。”

　　1944年10月，由于在民兵队伍中表现出色，白清林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记得那天深夜，自己一手持枪、一手握拳，秘密宣誓入党。而后不到一个月，他听从党的召唤参军入伍，成为鲁中军区警卫营的一名战士。

　　令白清林难忘的是1945年夏季的一次战斗。部队对龟缩在城镇做最后挣扎的一个日军重要据点实施定点清除。白清林所在连队受领的任务是为部队开辟进城通道。

　　“那个据点可不好打！城墙有三丈高，里头有100多日本鬼子和2000多伪军，易守难攻。”白清林说。连队研究后，决定抽调10余人组成3个爆破小组，炸开城门。

　　“我要加入爆破组。”白清林第一时间找到连长，见连长有些犹豫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应该排在前面。”

　　战斗打响后，一支由党员骨干组成的爆破队迎着敌人的枪弹，冲向城门。然而，城门厚重，在前两个爆破小组实施爆破后，城门也只炸开一条裂缝。

　　白清林卧倒在阵地前沿看得仔细，“城门太结实了，炸药包放在地面，影响了爆炸威力，必须把炸药包架起来。”白清林的建议得到采纳，第3小组展开爆破时，他和副班长找来两根木棍作为支架，最终成功炸开了城门。伴着冲锋号声，官兵们如洪流般涌进城去，给予日寇沉痛一击。

　　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80年过去，再次哼唱起胜利的歌曲，白清林依旧字字清晰。“我们这一辈人，最鲜明的标识就是一辈子听党话、跟党走。”白清林说。

　　程茂友——

　　“是乡亲们养壮了我的腰杆子”

　　“三，二，一，茄子！”

　　前几天，戴着新颁发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，95岁的抗战老兵程茂友与家人合影留念。摸着金灿灿的纪念章，老人难掩激动，“这枚纪念章不仅属于我，也属于无数和我们并肩作战的亲人和战友们。”

　　程茂友出生在河北遵化一个革命家庭，父亲被日军残忍杀害后，哥哥程茂发、堂哥程茂广先后加入八路军队伍，母亲田玉华也在村里担任妇救会会长。受此影响，程茂友8岁便加入儿童团，15岁就参加了八路军。

　　程茂友始终无法忘记，日军肆无忌惮地在冀东地区推行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制造千里“无人区”。即便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，乡亲们仍与八路军、武工队密切配合，挖出一条条地下暗道，建立秘密联络站。

　　“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把粮食藏在粪车里，通过暗道送给部队。”程茂友说。

　　1942年的一天清晨，日军包围了程茂友所在的村庄，将村民全部赶到一块空地上。日军架起机枪，逼问村民：“谁是共产党员？地道口在哪？武器藏在哪儿？”

　　“当时，鬼子实行残忍的十户连坐政策，抓住一个抗日分子，旁边十户人家都要遭殃。”程茂友回忆，尽管乡亲们知道答案，但没有一个人开口。

　　正当日军走向程茂友要对他用刑时，烧刑具的柴火用尽，日军便指挥他先去抱柴火。这为程茂友赢得一线生机，趁日军扭头的功夫，他悄悄钻进秫秸垛下藏了起来，村里的妇女儿童都坐在秫秸垛上，为他打掩护。

　　“多亏乡亲们掩护，让我捡回一条命！”在此后的从军经历中，程茂友遇到了很多“不是亲人胜似亲人”的乡亲，这让他保护百姓、保卫家乡的底气越来越足。

　　一次行军途中，敌人在水井中撒入毒药。程茂友喝了井水中毒较深、胃部反应剧烈，便被安排在村民陈大伯家养伤。

　　陈大伯家有5个子女，生活并不富裕，但是为了能让程茂友尽快痊愈，一家人拿出积蓄购买营养品，顿顿为他做可口的饭菜。程茂友多次推却，陈大伯坚定地告诉他：“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安心养好伤。”

　　3个月后，程茂友痊愈了。与陈大伯一家依依惜别时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是乡亲们养壮了我的腰杆子，上了战场，我要可着劲地拉枪栓！”

　　孟昭身——

　　“把凡胎肉身炼成钢筋铁骨”

　　在沈阳第十离职干部休养所的一处普通居所里，98岁的抗战老兵孟昭身正接受腰部康复理疗。撩起上衣，老人皮肤发皱的后腰上，一道伤疤清晰可见。见记者来访，孟昭身执意起身，“这伤疤跟着我几十年了，时刻提醒我今天的好日子来得多不容易。”

　　孟昭身出生在山东金乡，1938年，日军占领金乡县城后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金乡惨案”，3000多名同胞惨遭屠戮。11岁的孟昭身跟着父母整日东躲西藏，四处逃难。看着日本侵略者到处烧杀抢掠，孟昭身意识到，必须站起来反抗，父老乡亲们才有活路。

　　“爹，我要当兵！”1942年，15岁的孟昭身辞别家人，一路辗转找到县里的八路军队伍。穿上部队配发的棉衣，背着两枚手榴弹，孟昭身走上了抗日战场。

　　1943年底，金乡县大队收到日军向金乡县运送粮食的情报，立即将几个区中队组织起来，准备在其必经之路进行伏击。待日军运粮车队进入伏击圈后，指挥员一声令下，子弹向着日军倾泻而出。

　　激战正酣时，一发炮弹在孟昭身附近爆炸，飞溅的弹片击中了他的腰部，弹片深深嵌入皮肉，他感到一阵剧痛。“八路军战士打仗不当孬种！”孟昭身咬紧牙关，又继续投入战斗之中。

　　战斗结束，战友们才发现孟昭身负了伤，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一棵大树下。医生诊断后，建议马上手术。

　　当时医疗条件匮乏，只能在地上铺一张席子当手术台，找村民借来一把剃头刀做手术刀，没有麻药，就靠几名战友将伤员紧紧按住。

　　“那次动手术就好比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”孟昭身回忆，尽管有心理准备，可是弹片连带着肉被剜出来的瞬间，他还是疼得几乎要晕过去。

　　“好兄弟坚持住，不把弹片拿出来，你就当不成八路军、不能打鬼子了！”班长的一句话让孟昭身忍着钻心的疼痛坚持下来。手术结束，紧紧抠着地面的10根手指都被磨出了鲜血。

　　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就要在这样的考验中，把凡胎肉身炼成钢筋铁骨。”说到这，平日里笑容和善的老人眼神中透出坚毅。抗战胜利后，孟昭身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在与敌人的一次次殊死较量中，不断践行着忠诚和担当。

　　杨振国——

　　“队长不饿，我也不饿”

　　“起来呀！果敢冲锋，逐日寇，复东北，天破晓，光华万丈涌……”端坐桌前，95岁的东北抗联老兵杨振国精神矍铄，腰杆挺直。回忆起抗战往事，他唱起了当年和战友们一起唱的抗联歌曲。

　　1944年，14岁的杨振国加入东北抗联嫩江游击队。由于日伪军的严密封锁和不断“扫荡”，游击队只能隐藏在山林里，经常陷入孤立无援、弹尽粮绝的境地。

　　那年冬天，小兴安岭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气温骤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，在此秘密活动的游击队员们面临更加艰苦的斗争环境。“为防止暴露目标，我们除做饭外严禁烟火。饭也是两三天才烧一次，只有刚出锅的那一顿是热乎的，平时饿了都是冷着啃。”杨振国说。

　　那时，担任通信员的杨振国时常跟着队长一起行动。在杨振国的印象里，队长个头高，讲话慢声细语，却总能带给战友们力量和希望。他对杨振国说：“别看现在我们住在深山老林里，枪也不多，但我们有砬子般的坚定信念。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鬼子！”

　　“队长和战士们打成一片，处处带头做好样子。”当被问起和队长相处的点滴，杨振国打开了话匣子。队长白天组织训练，指挥战斗，夜晚还要到几个分散的营地去查看，眼里时常挂满血丝。

　　有一次，山下的乡亲穿过敌人层层关卡，为游击队送来一袋玉米面，炊事班蒸了一锅窝窝头。滴水成冰的小兴安岭，大家捧着冒着热气的窝窝头，像吃点心一样慢慢品尝。

　　“把我那一份给患病的同志吧，我不饿。”杨振国把窝窝头递给队长时，队长摇摇手拒绝道。

　　“队长不饿，我也不饿。”看着饥肠辘辘的队长不肯吃，杨振国低头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，把送到嘴边的窝窝头挪到一边，一路小跑把队长和自己的窝窝头都送到伤病员手里……

　　“像这样的事，在我们游击队还有不少呢。”看记者听得入神，杨振国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，“夜里冻得睡不着觉，我们就披着被子挤在一起取暖。手冻伤了，战友会撕开自己身上的棉服，抽出带着体温的棉花帮忙包扎。”

　　平时甘苦与共，战时生死相依。靠着这样的信念，抗联官兵共同抵御着饥寒交迫的漫长寒冬，在白山黑水之间坚持战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