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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不能有城市化精英化的导向

来源:海峡都市报发布时间:2016-06-02 14:05:13

       每年高考除了聚焦高考本身,也总有人能将其与科举制联系起来。同样是以考试论英雄的两种人才选拔方式,一个跨越了一千三百多年,一个正在影响900余万考生的命运。两种制度总能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相似之处,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。

科举制已经成为历史,而处在当下,借古思今来思考高考制度更具现实意义。今年是教育体制改革30周年,包括高考在内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没有停止推进。本期《掷地有声》搜狐教育名家沙龙联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文东茅,著名历史学者、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,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魏超三位名家谈高考VS科举制。

科举制阻碍了学校教育的普及

陈勤(著名策划人、北京印刷学院教授):文东茅先生,现在一提到高考不少人会将其与高考对比,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

文东茅(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):中国人经常把科举制和高考做比较,二者都是人才的选拔方式,而且都被赋予了诸多的使命。高考与科举的根本区别在于:一个是选学生,以便进一步培养;一个是选官员,通常是直接使用。

科举制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古代社会的稳定,但它同时也在通过官员队伍的开放和流动维系社会结构的等级化、差异化。科举制对官员的选拔太注重考试,而写作八股作为取士的手段,其有效性是值得存疑的。晚清以来,科举制更是影响甚至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普及,所以有言:"科举一日不停,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,学堂绝无大兴之望"。相关资料显示,历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最多不过数万,每次录取的进士不过数百,科举与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而废除科举之后的1912年,各类学堂学生数已经达到300万,是1905年的7倍。

 科举:一两银子给穷孩子上升台阶

陈勤(著名策划人、北京印刷学院教授):蒙曼老师,您作为历史学者能否从历史角度谈谈科举制?

蒙曼(著名历史学者、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):科举最重要的职能和唯一的目的就是选官。选官在中国古代怎么选?从秦国商鞅变法后的世卿世禄制,到后来发展的察举制、九品中正制度理论上讲均是根据自己的名声通过乡里品评来当官,终归都是"拼爹"的时代。以上种种选官方式不能达到选贤任能,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。另外,此种制度的一个弊端是选出来的官员仅是忠于家族,他们舍忠全孝。

这样就必须促生新的制度,这个制度既要让社会流动起来,又要让选拔出来的官员忠于帝王和国家。那么,科举制的出现满足了以上两个需求。

用科举制选官,官二代可以参加考试,白丁也可以参加考试,最终通过考试的人是天子门生,他们的试卷、评判标准是皇帝定的,这些人能忠于皇帝。科举制打通了比较广泛的社会流动。据统计,宋朝做官的人约50%是白丁出身,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科举考什么?八股文能不能考出一个有能力的官员来?其实八股文就是为了社会公平,这是科举一个最大的追求,跟现在高考一样就是为了公平。章太炎先生说过,八股十文就是四书的命题内容,这些东西一两银子就可以买到,这对一个穷孩子而言就取得了一个上学考试的可能。但如果不考八股文,比如考诗赋策论,需要学的东西特别的多,不是一个穷孩子能够担负的起的,科举其实就给人一个台阶、一个平台,具备十年寒窗吃苦的能力和一定的综合素质后,其实就具备做官的资格了。

高考的最大弊端是标准答案

陈勤(著名策划人、北京印刷学院教授):魏超先生,您怎么看高考?

魏超(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):我认为高考最大的弊病在于他要求学生要答标准答案。其实考题特别是文科类考题不应只有一个答案。考试扭曲了我们的教育,让教育变成了应试教育。我记得有一个小学作文,题目是一个蜻蜓藏在一个树叶的底下,问这个树叶像什么。然后这个孩子回答说像一把小雨伞,然后老师说错,因为标准答案是像一床小棉被。

只有一个答案是很荒唐的,就像科举的八股文,评审官不允许有不同的答案,而且还要出水平。如果把很多社会功能加到高考上来,高考是承受不起的。

高考承担太多责任阻碍科学选才


陈勤(著名策划人、北京印刷学院教授):无论科举还是高考都离不开“公平”,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文东茅(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):社会赋予了高考太多的使命,比如公平、促进社会流动等等。甚至一谈高考,最为关注的就是公平。公平是必要的,但它只是高考的基础而不是目的;社会流动也是必要的,但高考只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之一。高考承载太多的责任,实际上也会制约社会发展。高考有两个原则:科学选才和招生公平。科学选才一定是首要目的和第一原则,而公平是一个附加的使命和要求。如果把高考的基本功能定位为促进社会公平,就必然会导致考试过程的标准化、评价标准的单一化,选拔出来的学生就没有个性和创造性,只能是平庸和单一。由此就会导致教育的异化、社会的倒退,最后受损的是所有人。

真正的公平应该是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培养,给予不同的评价。说到底高考是整个教育过程的一个环节,其根本使命还是服务于育人,通过高考不仅要选出精英,还应努力甄别每一位考生的才能,真正提高人的素质,促进教育和人的发展。如果没有科学选才的诉求,何须谈论考试公平问题?如果高考是不科学的,也就不可能是公平的。

高考是选拔学生的一个有效简洁的手段,但它不是一个完备的手段,这就要求高考改革要增加更多细致的途径和更多元化的评价,比如分类考试,注重高校的自主选拔权,在高考基础上增加其他考核或者评价,这样才能够促进评价的多元、准确和公平。

新高考方案:综合素质评价让农村学生吃亏

陈勤(著名策划人、北京印刷学院教授):新高考方案目前已经在浙江和上海试点了,您怎么看待高考改革新方案?

蒙曼(著名历史学者、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):我们都说不应赋予高考太多责任和使命,应该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特质来培养,但实际上真能这样吗?如果现在没有高考了,或者高考不是一张卷定终身而是参考综合素质评价,这反而会出现新的不公平问题。

去年教育部公布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,从思想品德、学业水平、身心健康、艺术修养、社会实践等5个方面对学生考察。比如道德修养是不是好,有没有什么艺术水准,不过这些要求似乎更适合城市或者中上阶级家庭的孩子。城市孩子可能会拉小提琴,但农村孩子不会。考察学生是否参加公益劳动,但农村几乎没有这种组织自然没有这种理念。农村孩子会什么?农村学生会种地,可我们从来没想过把种地当做一个标准。

现在的教育改革设定的一些标准存在一种内在的不公正,越来越让寒门难出贵子,这是事实。教育改革如果追加更多素质评价元素和成本,恐怕穷人家的孩子很难支付得起。例如,现在有些地区高中课程改革要求学生选读《巴黎圣母院》,一个偏远的县城能找出几本《巴黎圣母院》?但在北京,看过此书的中学生绝不在少数,这些孩子是有这个条件和素养的。

高考不能有城市化精英化的导向


陈勤(著名策划人、北京印刷学院教授):那您认为高考改革需要注意什么?

蒙曼(著名历史学者、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):高考新方案在浙江和上海试点,可能只有部分的适应性,它更适应东部发达地区。东部发达地区,老百姓都很富有,小孩从小培养的多才多艺,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梦想和人生选择,但是如果把这种改革推广到贫困地区就会产生问题。

高考改革需因地制宜,要避免一刀切的改法,在这过程中不能有城市化和精英化的导向。很多改革推动者,是身处城市的精英,他真正全面感受到的东西会少一些。举个例子,某一年的高考作文叫"愿景"。我当时就在想,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"愿景"?对于一个农村小孩说他知道前景是什么、愿望是什么,但是他不知道"愿景"是什么,这就是一个精英化的思维方式,如果用这个方式统领中国,忘掉中国的国情的话,这样的高考改革是危险的。